华南环科所副所长许振成在龙江（左二）镉污染之后做评估工作。应急之后的风险评估，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工作。

  这是一支在紧急时刻拆除环境炸弹的“部队”，他们一旦失败，可能数百万人的健康将会陷入危机。

  这支队伍见证了中国环境应急筚路蓝缕的十年。如今，他们的行动已不满足于“拆弹”：仅仅应急并不能拯救中国环境问题。

  虢清伟有个外号：拖拉机。这是两岁半的女儿取的，因为父亲允诺她的事总是拖拖拉拉，无法兑现。

  这位经常突然出差的父亲，身份是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应急技术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应急中心）副主任。

  冗长的公司名称，简单来比喻，这是一支“拆弹部队”，一支在紧急时刻拆除“环境威胁炸弹”的部队。他们一旦失败，可能数百万人的健康将会陷入危机。

  “应急，我们是被逼的。”华南环科所（以下简称华南所）所长岳建华说，他在华南所及之前任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副主任期间，就处置过多宗突发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迄今，我国这类事件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高发期，平均每2天就会发生一起，其中约70％为水污染，其次为废气、固态废料、噪声等。

  这是环保部直属单位中唯一开展“应急”与“风险”研究的专业机构，参与了近40次应急处置，而他们也是我国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见证者。

  “冲锋号”经常是一通电线日，除夕。华南所副所长许振成刚回到海南老家，电话响起：“广西出事了！”

  “是龙江吗？是河池市吗？在拉郎水库附近？”他接连追问，全部命中。这是2012年一次严重的水污染事件，龙江拉浪水库镉最高超标八十多倍。

  60岁的许振成是华南所“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技术体系”的创始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环境应急学科。如今，华南所这套应急体系已成为“金字招牌”。

  许振成来不及吃年夜饭，连夜赶赴现场。虢清伟则在家，年初一整晚计算现场数据，年初二便赶赴前线。如果不及时“拆弹”，污染团将危及柳州唯一的水源地柳江。“最坏就是柳州市停水”。

  好莱坞大片中，穿着厚重防爆服的士兵面临的是剪哪条线，作为该次应急联合专家组正、副组长的许振成、虢清伟面临的是：投不投药？投什么药？药量多少？

  一开始是投石灰调节河水酸碱值后再投絮凝剂，5个投药点，在1小时内要分别投下6吨-8吨的石灰等药剂，但沉镉效果并不显著。

  虢清伟花了3天时间指导完成了5个投药点的改造，这一成果提前锁定了龙江胜局，确保了柳江全线水质不超标。龙江应急处置因此也被各界认为是“我国环境污染应急处置中最为成功的一例”。

  “是的，就怕意外，怕不知哪天投药把鱼弄死了。”虢清伟回忆，虽然投药处置均经过系统模块设计与计算，采用的也是自来水厂净水的药剂，但长时间连续大量投药，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富含镉的絮凝剂絮体的长期大量摄入有可能导致死鱼。

  在国外，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种环境阵痛，但如今已很少有类似应急事件。据岳建华介绍，在美国，有一套从中央到区域的国家应急响应系统，联邦政府还设立了应急基金。而我国目前“拆弹部队”的体系建设还依然很薄弱。

  应急中心在2012年才成立，二十多名70后、80后为主的“士兵”，平日承担着各种科研课题及咨询任务，遇到突发事件则第一时间行动。而许振成和华南所，则早在2003年处置广西左江死鱼事件时，便已开始了应急处置的探索。

  2003年当时，我国鲜有环境应急的提法，技术设备极其匮乏。“国外是戴着防毒面具上，我们就是手捂鼻子上。”岳建华回忆。

  两年后的2005年，事件震撼全国，应急处置一样捉襟见肘。“没经验，也不大懂得应急。”许振成回忆，爆炸事故发生后，因未及时采取比较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物流入松花江，导致下游哈尔滨停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因此请辞，这也是首例环保局长辞职的重大环境事件。

  同年12月，珠江支流北江韶关段出现严重镉污染，许振成作为专家组组长，成功实施了我国首例大江大河水体上投药沉淀处置，这也是“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技术体系”的首次全面运用。

  2005年成了我国环境应急史的分水岭，如科技部决定把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技术探讨研究列为“十一五”国家863计划，经费近2亿元。此后，地方政府逐渐建立应急机构及应急预案，许振成、虢清伟等多名专家分别被聘为广东、广西等省份的应急专家。

  应急中心杨大勇研究员还记得，2007年后，有关应急的科研项目突增，最重要的属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和预警体系建设。

  2012年龙江污染的顺利“拆弹”，促使了应急中心的最终成立，虢清伟担任首任中心负责人。从最初三五人的孤单身影，如今已是25人的队伍，研究人员开始在各个应急处置现场冲锋陷阵。

  在采访中，许振成几次纠正中心名称，不希望漏掉“风险管理”。在他看来，他们的目标是扭转整个国家环境的战略，要把常规的总量减排、环境质量控制转到对环境风险的防范上来。

  但这还不是共识。在2013年8月召开的中国环境科学学术年会上，许振成因此和多位领导、专家展开了辩论，大家认为现在尚处在污染控制阶段，实施风险管理为时过早，而许则坚持应该共同推动。

  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单就应急而言，我国还基本停留在应急响应阶段，预测、预警和事后对环境恢复的投入不足。企业及公众缺乏自救、互救能力，一些应急管理人员的处置甚至“很小儿科”。

  “拆弹部队”如同医生一样在探求：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反复发作？为什么难以痊愈？

  龙江污染事件后，沉积在92公里河床上的含镉沉积物约18吨。为此，应急中心进行了整整两年的后评估工作，最多时达四五十人参与。每月，他们往返龙江和广州，在龙江全河段的20个采样点收集样本回到实验室，观察沉镉的迁移路线、释放规律及水生生物、环境的恢复过程等。

  半年后汛期，龙江河床上絮体沉积物已随洪水向下游迁移，水相未出现超标；3-6月后，鱼体内的镉含量逐渐达标，这些结果都与原处置方案系统模块设计相吻合。在这期间，他们完成了5份阶段性报告，供环保部和当地政府参考决策。

  2013年8月2日，环保部发布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规定较大及以上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必须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这很重要。”在负责后评估的赵学敏博士看来，以前我国环境应急后续工作上，对污染物在人体和环境影响的关注始终不够。华南所总结过国内外数百起环境事件案例，关于后评估这一部分内容，“非常少”。

  后评估也促使这支“拆弹部队”思考更广阔的突发污染事件成因。如城市工业布局的隐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据虢清伟介绍，如韶关冶炼厂在北江上游，设备失效或误操作，都可能会引起北江水污染事件。2010年北江铊污染时就有专家动议整体搬迁该厂，但各界呼吁数年，仍未实现。尽管已发生两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但“可能还有第三次”。

  在2006年，许振成就开始反思突发性环境危机对大都市群的挑战。在他看来，大都市群是环境资源的“漏斗区”大都市群的发展，会夺取周边区域的环境资源，最为典型的便是大都市群的水资源依赖周边供给，而周边的环境安全则直接威胁城市。

  在被南方周末记者问起当下突发环境事态时，许振成谨慎回答，“现在高发的情况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他说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与保护自然环境的人相比，为经济发展而折腾环境的人更多，两方力量悬殊。所以，需要唤醒民众的公共意识。

  2013年8月12日，许振成从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探出头来，突然问南方周末记者：“做应急难道是好事吗？”